摘 要 校史教材在课改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课程、学校、教师和学生四个层面。具体表现为，对学校课程体系的完善和校本课程资源的丰富；对学校精神的镌刻和校园文化的钩沉；对教师校本教研能力的提升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校史教材作为育人材料还能够促成学生综合素养的形成和实现学生的校园文化认同。
关键词 校史教材 校本课程 学校精神 文化认同
校史教材作为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一项重要课程资源，日益受到各级学校的重视，特别是一些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中小学名校更是将这门课程作为推动学校课程改革的名片。甚至有学者呼吁“应该高度重视校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那些拥有久远历史和丰厚校史资源的百年老校，更应该把校史作为一门必修的校本课程来大力开发”[1]。然而，校史教材作为校本课程，其究竟占据何种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学校、教师以及学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还停留在实践层面，尚未形成学理性认识。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具体历史名校校史教材开发状况，深入探讨其在课程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校史教材的概念由“校史”和“教材”两部分组成。“校史是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存在交叉，涉及教育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2]，包括学校发展历程、名人传记、建筑文物、校园文化等。教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材指教学中所用的一切素材；狭义的教材特指教科书，是“根据一定学科的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具体反映”[3]。因此，可以认为校史教材是指通过收集整理学校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史料，通过系统整理形成的具有课程意义的教科书。
校史教材是校本课程的重要体现形式，是学校教师集体智慧的结晶。校史教材作为一种课程形态，能够充分展示出其课程功能，在课程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校史教材有利于校本课程体系完善。自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国家开始实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校史教材，是根据国家课程管理体制，联系学校实际，扎根校本教研，结合学校天然优势形成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校本课程形式。校史教材开发是校史课程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其直接催生了《校史》校本课程，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补充是校本课程的具体体现形式，对学校课程体系完善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具有120年办学历史的重庆市广益中学，办学历史是其宝贵的课程资源，该校组织编写的《浩然文峰百年广益》校史教材不仅满足了当前校本课程开发的需要，而且为学校办学历史总结和学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校史教材能够提高以校为本的课程资源利用率。“课程资源是决定校本课程开发可能与否的最现实条件，应该放在校本课程开发条件的第一位。”[4]切合实际地审视学校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才不致使校本课程开发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百年名校面对课改提出的新要求，应深入挖掘学校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宝贵财富，提高以校为本的课程资源利用率。校史教材开发是一项“落地工程”，是基于史实，根据实际而形成的课程，它是学校发展过程的真实记载，是学校长远发展的根基。而以教材形式将校史校情直接呈现，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也是课程资源开发和建设最直接的实践形式。如上海格致中学是一所有140年办学历史的名校，该校组织校友收集和教师整理的《格致百四十年图集》是在充分发挥名校的课程资源优势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实效性和适切性的校本教材。
再次，校史教材能够促进校本课程多元化发展。“校本课程在概念上要比‘选修课、活动课’更丰富”，应当“从‘选修课、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5]。然而，通过对重庆市10所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走访调查发现，当前的校本课程开发更青睐于一些科学技术性的校本课程，比如泥塑、剪纸、石画、模型制作等，而对人文性校本课程关注度不够，没有真正从校本课程“活动课”中走出来。重庆市广益中学率先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校史教材开发的特色，实现了对人文性课程的有效补充。校史教材的开发不仅丰富了学校课程的类型，作为选修层面的课程来讲，校史教材运用到课程当中，也拓宽了学生对课程的选择空间；此外，从人文课程特性来看，校史课程对学生情感的陶冶以及品德的形成具有科技课程所不及的作用。
二
就学校层面而言，校史教材不仅能够促进学校特色发展，还有利于学校精神的建构。
第一，校史教材编制过程是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过程。校史不仅仅是一门校本课程，也是促进学校特色传承和发展的一部好教材。首先校史教材是一部值得信任的历史史料，而后才是具有一定体系的、正式的教科书；从校史教材编写过程来看，校史教材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反思历史、探索学校新发展的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就学校发展而言，只有深刻总结过去的办学历史，总结成功的办学经验，才能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校史教材编撰的过程，是一种“资政”的积累，是对学校过去办学的一次深刻反思的过程；就此而言，校史就不仅仅是一部学习的教材，也是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一部很好的教材。如福州格致中学始建于1846年，是西方教会在福建创办的最早的中等学校。基于学校历史，为了更好地融入学校的特色教育，该校开设了《百年格致》校本课程，引导师生共同编写《百年格致》校本教材中的《英烈传》[6]。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福州格致中学的校本课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学校办学历史梳理的过程，其对学校继续向着特色之路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校史教材编撰的过程是实现学校精神构建的过程。欲谋求学校的发展，不能不知道学校的过去，明确学校的历史更是为了学校的未来。那么如何将学校历史化为学校发展的内驱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校园文化和学校精神的构建来实现。百年名校文化的厚重感是不言而喻的，而将“文化”内化到学校师生心中则是一个学校精神构建的重要任务。所谓学校精神“就是学校群体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积淀起来的，共同的情感、认知和意志中体现出来的共同氛围、行为以及价值观，是学校文化最本质、最核心的体现”[7]。学校精神的构建是实现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学校越是发展，就越离不开学校精神，也就越需要对学校精神进行研究。随着学校教育教学的不断发展，学校精神已经成为我国学校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要实现学校的内涵式发展就不仅仅是无休止的楼宇建设，而应更重视构建学校师生的精神家园。校史教材开发作为一项对学校自身剖析和认知的活动，是一种学校精神构建的具体策略，其对学校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达到全校师生的文化认同，形成学校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如百年天津南开中学的“巍巍我南开精神”历代传承；重庆广益中学的以“文峰”为标志的“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精神品性正是校史文化内化于师生心中形成的学校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
探讨校史教材在课改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要从客体因素上分析，也要从主体因素上考量。从客体上看，校史教材对课程体系和学校精神与学校特色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主体角度来讲，校史教材于本校的教师和学生而言，也具有促进其发展的现实意义。教师和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是推动学校向前发展的动力来源，他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促成学校的变化与发展。换句话说，学校的历史，也是学校师生创造的历史，考察校史即是考察学校的人的能动性的发展过程，教师即是校史形成的创造者和校史教材的重要促成者。
一方面，校史教材开发能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校史教材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在教材形成过程中得以体现。从教材的设计到内容的选择，直到教材的编写形成，整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学校历史资料的堆积，而是全校教师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的结晶。一般认为，校本教研是教师以学校为本的教学研究活动。校本教研的基本理念为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为了学校；基本特征为参与性、具体性和反思性。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学校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8]。因此，校史教材的编写过程属于教师校本教研的范畴，作为教师科研成果的形式而存在。简而言之，校史教程开发过程是教师教研的过程，教师教研的过程即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在这方面，湖北省武汉市育才小学教师们感触比较深刻，他们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每一个教师都是一个独特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我们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参与到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中来，让教师在课程开发中体验研究的乐趣，积累教育教学的实践智慧，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见，校本课程开发过程无疑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一部教材的编写，需要教师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校史教材的编写过程，其在资料收集上的艰辛和内容编排上的真实性须格外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这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足见校史教材的编写难度要比一般的校本课程开发要困难得多。然而，也正是因为校史教材编写所具有的难度，给教师自身带来了发展的机会，进而促进教师整体的专业发展。
另一方面，校史教材编写促进教师凝聚力，有利于学校整体发展。就教师个体而言，校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而就学校全体教师而言，校史教材的形成对增强全校教师的集聚力、提高教师的归宿感和主人翁意识具有积极作用。一校之历史是全体教师的历史。长远而言，校史是全校教师共同创造的有意义的文化；短期而言，校史是全校教师自己的功绩史。无论过去史，还是现代史，就学校教师个体而言，都是值得认同和欣慰的。因此，校史作为教师共同的知识，使全体教师对自身所在的工作岗位形成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样能够很好地增强学校全体教师的凝聚力，实现教师的工作自觉和文化共生。例如在与重庆市广益中学校史教材编写组教师交流了解到，他们对《浩然文峰百年广益》这本教材具有深刻的感情，也深刻感觉到校本教研是一项弥足珍贵的锻炼经历。通过教材的编写不仅学会了如何做科研，更重要的是凝聚了教师队伍，利于学校发展。
四
校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主要由教师来完成，但也需要学生的参与。校史教材开发过程的作用首先指向课程、学校以及教师；但校史教材的编写过程的最终目的和效用则是指向学生的发展。
首先，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教师的课程观念，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其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拓宽了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创新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教材作为课程的外化形式，其编写的目的不在于给学生增加一本书，而是增加一种学习的途径，拓宽学生的学习渠道，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换言之，校本课程的真正价值在于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9]。例如福州格致中学校史教材《百年格致》的编写过程中引导师生共同编写《百年格致》校本教材中的《英烈传》。学生以小组形式收集英烈生平事迹，整体编写其传略[10]。这既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成才的过程。
其次，有利于实现校史教材的以史育人功能。校史教材对学生的首要作用在于真正实现“以史育人”和“春风化雨”的效用。“读史使人明智”，知道过去，是为了把握未来，历史的教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校史作为学生身边的历史，去除了“虚无”和“空旷”，给学生以真实的切身的体会。因此，学生母校的历史，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校史，特别是具有百年甚至更久远历史沉淀的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才，过去这些成功人士的奋斗史，是学生最直接的学习材料，对学生的学习具有最直接的激励作用。例如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校友温家宝；重庆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校友李朝义、李锡铭，上海格致中学院士校友陈联寿、李家春、杨玉良等。这些名校无不人才辈出，对学生具有巨大的示范、激励作用。
再次，有利于学校德育的实现。校史教材编写应当不拘一格，既要形成各种文字材料、图表、数据，也要有录音、录像等数字信息以及各种实物。利用这些生动的、真实的、新颖的、直观的历史材料，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和价值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爱校敬业教育、知识创新教育等，有着与课堂教学截然不同的效果，更加适合青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更容易被青年学生所认同[11]。学生学习自己学校的历史，无疑更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自觉和学习自信，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奋斗精神。如湘潭市一中建于1902年，具有110年历史，学校重视校史资料的发掘、研究与宣传，通过校报、网站等方式介绍学校的历史，利用校庆的机会组织校史知识竞赛等，编印《潭中百年》，编写《潭中历史三字歌》等，这些对学生进行爱校教育成效明显[12]。
最后，校史教材对学生最直接和最深刻的效用在于实现学生的学校文化认同。前文提到，校史教材编写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一个将学校潜在文化外显的过程。这种外显的过程是将校园文化上升到另一高度的表现，也是将学生对学校文化的理解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潜在和显在文化的共同影响，最终形成全校学生对自己校园文化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理论是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Eriksson）的重要理论贡献，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后被其本人及其他学者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认同”，被描述成心灵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暗示该群体的价值、背景、看法。“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区域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区域核心基本价值的认同[13]。在学校这个具有特定人群的特定区域内，校园文化和学校精神（学校理念）是学生文化认同的实现载体。母校永远是学生值得留恋的第二个家，许许多多的毕业生若干年之后回到母校，或许母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学生共同理解的学校历史是永远不能被抹去的印迹，也是学生永远乐意谈论的重要话题。校史教材给学生保存了学校的记忆，引领一代代学生去认识学校，去了解学校，同时，每一位学生又共同创造着一段宝贵的历史。这样的一种文化生态，只有学校能够有，只有校史教材能够带给学生，也只有学生才能去创造。如湘潭市一中注重校友的联络，让代代潭中人在感情上保持亲近感。学校经常在校报上刊登校友回忆母校生活的文章，编印《天南地北潭中人》，增强校友对母校的感情，增添了在校学生的自豪感和学生的文化认同度。
总之，校史教材作为一种学校精神，作为一种学校文化的载体，对全校师生而言，它是一个文化认同的功能载体，为课程改革提供了知识材料。校史教材，作为教师的教研阵地，作为全体教职工凝聚力的信息来源，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对整个学校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活力，为课程改革中的课程创新形成典范；校史教材，作为学生校园文化认同和校园文化自信的母体，作为学生健康成长路上的保育材料，为学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记载了学生美好的过去，畅想着学生美好的未来，实现了真正服务于课改、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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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高鹏，马绍森.校史：应大力开发的“校本课程”[N].中国教育报，2008-09-02（5）.
[2] 曹青.校史研究与学校发展[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0（3）.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4] 邓纯考.对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的反思[J].上海教育科研，2002（10）.
[5] 林一钢.校本课程就是“选修课、活动课”？[J].上海教育研，2002（9）.
[6] 李怡.登高必自探本溯源——以福州格致中学百年校史走入课堂教学为例[J].福建教学研究，2012 （10）.
[7] 陈瑞生.学校精神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8] 蒋士会，欧阳修俊.校本教研能力：硕士层次小学教师培养的关键[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 （3）.
[9] 张丰.促进学习方式转变：校本课程的真正价值[J].上海教育科研，2013（3）.
[10] 李怡.登高必自探本溯源——以福州格致中学百年校史走入课堂教学为例[J].福建教学研究，2012（10）.
[11] 陈宁宁.发掘校史资源，开展育人活动[A].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5）//中国学校史志[C].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2009.
[12] 吴展宏.发掘校史资源，开发校本课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4）.
[13] 郭晓川.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作者：欧阳修俊（1987-），男，贵州天柱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谭天美（1986-），女，广西桂林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