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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乔恩·埃尔斯特利用模态逻辑来研究合成谬误，将传统合成谬误界定为谓词的不可全称量化性，进而将模态合成谬误与博弈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新型社会矛盾理论。埃尔斯特将社会矛盾界定在意向主体的社会选择层面上，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刻画认知主体的心智行动和实践行动，提出反终极和次优态两个模型，为逻辑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工作。遵循埃尔斯特开辟的分析性进路，可为行动之中的类悖论困境建模，从而揭示社会竞争与矛盾的内在机制，为避免恶性竞争和消解社会矛盾探究可能的路径。
关键词：模态合成谬误;不可全称量化性;社会矛盾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5016005
谬误是推理性错误，著名逻辑学家柯匹将谬误定义为一种看似正确但经过检验可证其为错误的论证类型＼[1＼]90。然而，一些逻辑谬误可用于社会范式的研究，模态合成谬误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乔恩·埃尔斯特与科亨、罗默等人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利用模态逻辑来探讨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克里普克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可及关系”概念进行解读，埃尔斯特利用模态合成谬误来揭示现实冲突与竞争的内在机制，为摆脱恶性竞争探究可能的路径。
一、模态合成谬误
按照柯匹、科恩对谬误的划分，传统合成谬误属于含混谬误。在论证过程中，词项的意义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个词项在前提中可能具有一种含义，在结论中却可能具有另外一种与之不同的意义。如果推理依赖这样的变化标准，自然会产生谬误，这种谬误就是含混谬误＼[1＼]106。含混谬误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的含糊谬误容易被发现，隐蔽的含糊谬误则是推理中最具欺骗性的错误之一。合成谬误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从作为整体之部分的性质得到整体本身性质的推理。典型案例是：某机器的每一部分在重量上都轻，所以这台机器整体的重量也轻。第二种是从汇集的单个分子的性质得到该汇集总体性质的推理。典型案例是：一辆公共汽车比一辆小汽车耗油多，所以全部公共汽车比全部小汽车的耗油量多。依照柯匹的观点，合成谬误的第一种形态是从部分到整体的无效推广，第二种形态是从分子到汇集的无效推广。
埃尔斯特对合成谬误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在涉及推理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充斥着很多合成谬误。首先，对于群体中的个体和个体组成的群体而言，在多数情况下，合成谬误与属性名称在前提和结论中的歧义有关。但是有时候，合成谬误在没有词项歧义发生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其次，部分—整体型谬误与元素—集合型谬误不同，部分—整体型谬误似乎都基于歧义，而后者则不然。再者，生态谬误（ecological logic）的逆推理也涉及合成，从个体层次的某种相关性推不出共同体层次具有类似的相关性。生态谬误的逆在社会科学中并不经常涉及，但它在推理层面也和合成密切相关＼[2＼]128。然而，埃尔斯特否定了这类推理作为合成谬误候选者的资格，利用模态逻辑的工具对合成谬误做出了新的定义。
在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中，可及关系是对可能性的刻画。可能性分为逻辑可能与现实可能。在逻辑上无矛盾就是逻辑可能，逻辑必然即是穷尽所有的逻辑可能，逻辑可能与逻辑必然受逻辑规律的限制与支配。如果可及关系的解释是关于事实的就是现实可能，现实必然是穷尽所有的现实可能，现实可能与现实必然受经验规律的限制与支配。所以，在模态逻辑中不存在囊括所有可能解释的普遍有效概念，每种解释都界定一种有效性。以巴坎公式为例：
将模态逻辑系统S5与一阶经典谓词演算系统Q结合，可以得到模态谓词演算系统QS5，巴坎公式作为系统QS5的定理，其有效性不言而喻。与巴坎公式具有相似形式的有如下两个蕴涵式：
这两个蕴涵式不是QS5的定理，说明并非所有涉及算子或量词转化的蕴涵式都是有效的。因（c）和（d）在形式上等值，埃尔斯特将（c）称为模态合成谬误，指代从任何单一个体可能具有某属性，推出可能所有个体都具有该属性。通过形式刻画，合成谬误从传统上的非形式谬误转变为无效模态推理的形式谬误，意味着在推理式（c）中，可能出现前件真而后件假的情况，即前件中的谓词F不能有效地转移至后件中，谓词F在某种解释下不可全称量化。如若强制进行全称量化，必然导致荒谬的结论。例如，任何单一经济部门可能生产过剩，根据（c）可得，可能所有经济部门都生产过剩，这个结论显然不可接受。
二、新型社会矛盾
使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对模态合成谬误的逻辑机制进行细致地分析，可使人们对模态合成谬误成因的认知更加系统、成熟。埃尔斯特运用形式化方法，利用算子和量词的转化来定义模态合成谬误，使其得以澄清，以便对现实问题进行解析，这是埃尔斯特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现实中的许多社会现象都涉及模态合成谬误。例如：
（A）每个资本家都想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并提高其他资本家的工人的工资，但是所有资本家不可能同时满足自我的私利。
（B）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把钱从银行中取出，假使所有人同时这样做，社会将陷入瘫痪。
所以，对模态合成谬误进行研究有利于揭露现实中特定的社会现象。尽管真矛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与主体行动相关的现实矛盾却真实地存在。埃尔斯特认为，现实矛盾是在实在中存在的只有借助于“逻辑矛盾”概念才能描述的情境＼[2＼]92。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支持者，埃尔斯特先从个体行动者层面来说明现实矛盾，他将现实矛盾分为个体矛盾与社会矛盾，个体矛盾出现在个体的意志层面，社会矛盾则与人际互动密切相关，个体矛盾通向社会矛盾的中介正是模态合成谬误。
个体信念系统中的矛盾是在内容上相矛盾的心智状况中获得的＼[3＼]37。心智矛盾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由符合直觉的不同原则相互结合导致的矛盾，即从明显合理的前提和严格的精确论证，却推得相信p与相信p的否定同时成立，即第二种是主体通过经验归纳得到的置信矛盾，即主体相信p，也相信p。如果将第一种的悖论作广义理解，置信矛盾可归属于其中。第三种也是主体的心灵隐性接受的矛盾，即主体相信一个命题p，也相信pq，但也相信q。第四种是主体无意识地将矛盾作为相信的对象，这是理性程度极低的主体可能产生的矛盾信念，即相信p与
p同时成立。埃尔斯特认为，只要个体行动者不受施加于他们的行动的条件限制，行动主体就是意向个体，个体的心智意向常会出现矛盾，而根据逻辑学的基本规律，矛盾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不可接受，这是主体对知识和真假事件做出判断的重要标准。
模态合成谬误可将矛盾模式从内省层面推广到人际层面。对于单个认知主体，现实矛盾主要居于思想界，即主体的意向行动出现矛盾。而当几个人同时接受了一些彼此都认为应该如此的信念时，意向个体进行实际互动，博弈参与进来，个体活动者在行动中进行理性选择。一种活动是理性的意味着它给了活动者以信念，即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实现其计划或欲望的最佳途径＼[3＼]7。然而，在实际的战略理性中，没有人可以享有特权，任何主体眼中的他人都是变量，每个人的心智意向都依赖其他所有人的意向，最后总是产生与主体意愿相悖的后果。如果单一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向行动作合成推理，模态合成谬误在社会共同体中起作用，将会导致社会矛盾，反终极和次优态出现的原因就在于模态合成谬误。在社会行动中，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按照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假定关系而行动，根据模态合成谬误，行动结果是人们的非意图后果，埃尔斯特将这种社会现象叫做反终极。反终极是行动主体的行动意图与行动结果之间的间隙，著名的“公地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如果牧场向所有的牧羊人开放，每一个养羊者都欲想在牧场上尽可能多地牧羊，以获取最大利润，而这必然导致土地的承载能力下降，毁灭性的悲剧便会伴随着产生，每个牧羊人都将得不到收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本质上也是模态合成谬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都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忽视市场的需要，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埃尔斯特所定义的另一种社会矛盾模型是次优态，用来表示主体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与现实的结果之间的间隙。在社会行动中，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这种观念进行全称量化，只能得到帕累托次优的结果。正如在囚徒困境中，博弈双方都按照占优策略行动，试图确保自身获益最大。但是，个体在博弈中所能实现的最大收益，并不是收益集中真正的最大利益。因为博弈双方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决策，结果导致整体收益减少。次优态充分说明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最终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收益。
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解释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行动既有殊型，也有普型，如果要解释的对象是一个殊型，这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或行动，对它的解释不能成为纯粹的形而上学原因，如果需要解释的是一个行动普型，就必须要说明其周期性的行为模式＼[4＼]。埃尔斯特从行动主体的意向性出发来解释社会行动，使心智行动、社会行动和社会矛盾的研究结合起来，说明社会矛盾形成于个体行动与社会行动之间的演变与过渡。埃尔斯特从心智和行动的视角出发，借助模态合成谬误，提出了社会矛盾的反终极与次优态两个模型，为逻辑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
三、社会矛盾研究的分析性路径
埃尔斯特对社会矛盾的界定建立在意向主体的社会选择层面上，与他的做法相同，Raymond Boudon提出了社会行动的“反常结果”概念。反常结果的弱定义指代一些个体的行动聚合的非意向后果，其强定义可理解为是涉及零和博弈的个体理性行动的非意向后果＼[5＼]。Boudon的反常结果概念与埃尔斯特的社会矛盾概念相似，也是定义在行动者的意向模型之下，埃尔斯特的新颖之处在于对社会矛盾的逻辑技术处理。
在《逻辑与社会》中，埃尔斯特运用模态合成谬误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这条探索路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埃尔斯特之前，萨缪尔森曾在经济学领域使用了逻辑上的合成谬误概念。萨缪尔森说：“有时我们会假定，对局部来说正确的东西，对总体也一定正确。然而，在经济学中，我们经常发现总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如果你认为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 ＼[6＼]5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要警惕合成谬误。对单独个人有益的事不一定就对全体有益，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精明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悲剧。合成谬误造成的个体与集体的冲突总是发生在人们的意向与结果之间，从而酿成一个恶性循环。为了看清正在上演的舞台剧，某个人踮起了脚尖，倘若每个人都有这种企图，不约而同踮起脚尖，就使集体陷入荒谬之中，结果依然不能清楚地看到舞台剧。萨缪尔森对合成谬误现象进行分析，试图为集体谬误寻求解决方案，改变悲剧发生的规则，避免行动者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之中，从而使集体的荒谬行动得到公共改进。
埃尔斯特比萨缪尔森前进了一步，他利用模态逻辑工具来刻画合成谬误，同时将模态合成谬误与社会行动理论、博弈理论相结合，拓宽了模态合成谬误的应用范围。在他看来，逻辑在方法论层次和理论的实质层次上都是有用的工具，逻辑理论不仅适用于已有知识的形式化，而且可用于科学的创造和构建＼[2＼]2。如果将矛盾看作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共通的范畴，赋予辩证法论证分析性的语言，将辩证法加以形式化，可以缩小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对抗的间隙，也益于摆脱二者相互攻击给哲学研究带来的窘境。
埃尔斯特对这一理念的实践正是从模态合成谬误入手，对现实矛盾理念进行澄清。伴随着可及关系的相对化分层，模态逻辑不仅能够刻画逻辑必然，而且可以描述现实必然。相对于可及关系的任一解释，必然就是穷尽这种解释下的所有可能，这不仅将“必然”与“可能”这对辩证范畴形式化，也恰与“绝对在相对之中”的辩证理念相呼应，使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得到了圆融的结合。一个认知主体犯模态合成谬误，必将陷入自相矛盾的信念之中，一个社会共同体使模态合成谬误起基础作用，必将导致社会矛盾＼[7＼]。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根据人类行动来解释事件＼[8＼]。埃尔斯特对模态合成谬误的有效使用，使其在形式化社会科学的路径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正如Charles Taylor的总结：“当代社会科学都在错误地遭致数学或博弈理论公式的形式化尝试，但是埃尔斯特的《逻辑和社会》真正指出了一些可能非常相关的形式化，尤其是在‘社会矛盾’一章中。他试图去描述行动之中令人沮丧的困境的特性，并将它们与黑格尔—马克思的矛盾概念联系起来。”＼[9＼]这一创见的成功，归根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完善。可及关系概念的引入，使模态逻辑的解释能力由局限的逻辑可能延展至现实可能，受现实规律支配的事态和事实得到了刻画。换句话说，根据可及关系的不同，可及的世界的多少，就可以判断是必然还是可能，是逻辑层面还是现实层面，或者其他层面＼[10＼]。因此，模态逻辑不仅可以对认知主体的知识和信念进行模型化，刻画人们的认知可选择世界，也可以描述给定社会状态中的政治可能性和经济可能性。埃尔斯特将模态逻辑与现实可能性嫁接，随之引入模拟微型社会系统的博弈论模型，以此描述认知主体现实中的意向行动，并通过模态合成谬误的中介过渡至理性主体的社会行动。
作为博弈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埃尔斯特为社会理论研究开创的这条分析性路径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他提出了两个社会矛盾的模型，反终极反应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次优态反应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与占优策略原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博弈中也存在过程理性与结果理性之间的冲突，博弈中每个参与人的选择过程都是理性的，但是选择结果却可能是不合理的，最后通牒博弈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范例＼[11＼]。从埃尔斯特的思路可以得到启示，这种冲突也可以拓展为社会矛盾的一个模型，社会矛盾所揭示的行动之中的类悖论困境，集中反映了个体理性的局限。人们的政治或经济行为依据的准则是个体理性，个体行为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目标。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人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可以到达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12＼]6。但是，模态合成谬误所揭示出的社会矛盾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威胁。埃尔斯特通过对模态合成谬误的厘清，清晰地呈现了现实社会中一些冲突与竞争的逻辑机制，从而为此类社会矛盾的消解创造了可能性。
四、结语
矛盾无处不在，事情存在或可能存在全在于它们的连续的矛盾冲突，冲突不只是对现实整体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现实整体＼[13＼]。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出发，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始终处于非合作博弈之中，必然导致模态合成谬误的发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2＼]2。然而模态合成谬误表明，如果只从自我的私利出发，结果反而是损人不利己。模态合成谬误可以在囚徒博弈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在纳什均衡点，每个人都根据对手的可能策略来制定决策，都希望只有自己一个人选定占优策略，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选择占优策略，且没有人愿意去偏离这种局面，博弈双方因而均陷入困境。将模态合成谬误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境况的分析，可以得出许多启示性结论，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社会行动的认知。在社会竞争中，影响竞争结果的变量不完全由自己控制，个人决策的制定还要取决于他者的策略，完全基于自身利益的对弈双方往往两败俱伤，有效避免恶性竞争的一个方法是联合行动或寻求合作。当理性主体发现与他人一起行动能够得到回报或长期的收益时，人们会相互激励地去选择联合行动＼[14＼]。在联合行动中，参与者签订有约束力和保障力的合约，共同坚持集体主义，进而保证团体理性，可以避免坠入模态合成谬误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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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tradic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odal fallacy of composition：
An analysis of Jon Elster’s theor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ZHAO Nann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P. R. China）
Abstract：
Jon Elster studied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in virtue of modal logic， by defining it as the nonuniversalizability of predicate. He made it possible to connect the modal fallacy of composition with game theory， based on which he came up with a new theor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choices of intentional agents， Elster described the mental and practical actions of cognitive agents based on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He put forward counterfinality and suboptimality， and his work pioneers in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in virtue of logical methods. Following Elster’s analytic approach， we can construct models for the dilemmas analogous to paradoxes in the actions. We hope this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to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mpeti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open up a feasible path to avoid vicious competitions and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 modal fallacy of composition;nonuniversalizability;social contradictions
（责任编辑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