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给岷江上游及龙门山脉峡谷深处的无数古老羌寨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而震中汶川及其附近的北川、理县、茂县以及黑水、松潘一带，正是千百年来羌人聚居的中心。狂暴的大地不仅摧毁了羌人们的家园，也掩埋了他们数以万计的亲人。其中，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北川县受灾极为严重，县城几乎全部被毁。
“这是一个正在受伤的民族。面对这场巨大的天灾，如果不及时进行文明抢救，地震断裂带上古老而悠长的羌族文明在今后可能难以延续或复生。”几乎每年都要进入羌族区域进行文化考察的四川学者钟鸣说。
■深山白云间的民族
“羌族有着久远的历史，它是我们最古老的母族之一。”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羌族史研究权威学者李绍明教授说。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羌族史》等多部学术专著，如今已75岁高龄的他仍然继续着羌族研究。
羌族族源可溯至3000多年前的左羌人。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商周以来，羌人不断迁徙，一部分融合成为华夏民族，成为如今人口众多的汉族的祖先，而另一支为躲避战乱，从开阔的北方平原被迫向南迁徙，最后躲进了岷江流域及龙门山脉的高山峡谷之中，演变成今天的羌族。
李绍明介绍说：“今天的羌族主要聚居在汶川、北川、理县、茂县等地，总人口约30万人。”羌族聚居区峡谷纵深、山脉重重，地势陡峭。而作为羌族人重要聚居形式的羌寨则大多建在陡峭的高半山一带，从山下仰望，在遥远的蓝天白云下，高耸的羌碉与依山而建的石楼石房连成一片，形成独特的山寨景观。羌族因而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
即使在迈入现代文明的今天，羌寨依然以这种独特而传统的民族聚合方式保持及延续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态文明。如果从成都平原沿岷江进山，可以见到岷江上游的许多支流，如杂谷脑河、黑水河、永和沟、水磨沟、松坪沟、热务河等，羌寨大多建立在这些溪流之上，或建立在溪流上游险峻高山之间的山沟之中。
之所以将羌寨建立在地势险要的溪流峡谷或半山之上，“很大程度上是积淀在这个古老民族中的创伤记忆使然”。
曾进入羌区考察的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多次调查后发现，“山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大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险峻的半山或高山顶上。这是因为一方面过去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严重，暴力不断，羌人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又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在数千年的生存经验中，天灾和战争给了这个民族太多的创伤记忆。面对平原人口膨胀带来的挤压，这个曾经在北方平原上骁勇善战的民族选择了不断回避，不断向深山峡谷中迁徙，最终将自己置身于岷江上游及龙门山脉一带险恶的自然生存环境中，同时也将民族自身积累的智慧转向了怎样归顺自然、造化自然，转向了怎样同灾害作斗争的生存命题中。
■300年不倒的羌碉
羌碉就是他们在高山峡谷中面对生存命题的又一次文明创造。
位于岷江上游杂古脑河畔的桃坪羌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凭借完整保留的羌碉建筑群，它被称为原始羌寨建筑文化艺术“活化石”。
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之后历经战火而不断重建。它是一片位于高山半山腰的泥石建筑杰作，靠近溪流，远远望去，一片黄褐色的石屋顺陡峭的山势依坡逐渐上垒，或高或低错落有致，其间碉堡林立、气势非凡，有着独特的羌族精神气质，被称为最神秘的“东方古堡”。
走入寨中，大小寨房阡陌相通，外墙用卵石、片石相混建构，斑驳有致，寨中巷道纵横，有的寨房建有低矮的围墙，保留了远古羌人居“穹庐”的习惯。一块又一块的石片筑成了古朴坚固的羌人民居。羌族人勤劳聪颖，在无砖无瓦的情况下，把毫无生气、有棱有角的石头变得灵动起来，修筑起了高耸的石头碉楼、整齐的石头房屋。羌人傍山而住，择水而居，远山冰雪融化而成的大河就从寨边奔流而过。
致力于边地民族研究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川介绍说，这些坚韧古朴的羌碉建筑完全体现了这个民族防御性的心理特征，这也正是他们在漫长迁徙过程中屡屡遭受战争后所形成的深刻的民族记忆。
王川说，羌碉在功能上融合了军事、民用、通讯等复合性功能，在山地险要处，不仅能防御外敌，也是羌族人自身所寻求的独特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认同。如今，几乎所有羌碉上都镶嵌了一圈白石，而他认为这已成为一种特别的民族图腾。羌碉已成为当今羌族人文化认同的一种地理标志。
羌碉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古老的民族迁徙进入深山之后，面对生存环境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智慧与建筑艺术。即使今天，羌寨里的人在建造羌碉时，仍然不绘图、不吊墨、不划线，全用眼力砌石垒木，把整个山寨一气呵成连成一体。
“南迁进入龙门山脉后，羌人很快就从北方彪悍的游牧民族，转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李绍明教授说，“他们开始在这里创造出包含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另一种多样性文明。”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汶川县城、映秀、绵、南星、土门等镇损失惨重，房屋大量倒塌，城镇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而神奇的是，位于大致相同区域的桃坪羌寨，一座有300多年历史、30多米高的羌碉，其主体结构依然完好。显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灾害频仍的地震带上，两千年来，他们已在同灾难作斗争的生活经验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防震意识，以及一套对创伤进行自我修复的民族心理意识。
“碉楼的石块相互咬在一起，墙面呈坡状，石头缝隙可分散震动。”王川说，“这应该是羌人在古老的龙门山脉所历经的无数次地震灾害中积累的经验，同时也是他们有关建筑艺术的伟大智慧与创造。
■释比文化中的神性天空
生存在高山峡谷之中，羌族崇尚万物有灵。羌人有着最隆重的祭山仪式和最为频繁的祭天仪式。每天早晨和黄昏，羌民都要在屋顶供奉天神的塔里燃烧柏树枝以表示崇敬。若遇年节或灾祸频繁，此举更甚。而在此过程中，有一个沟通人与天地自然的重要角色——释比。
羌族人把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尊称为“释比”，他们生活在大山最高处，“离天最近离人最远”。释比从小就开始把本民族积淀下来的羌族先辈功绩的有关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建筑等知识，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颂。
王川对此解释说：“在羌族中，释比相当于其他民族中的巫师，而他们正是几千年来羌人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迁徙史中剪不断的文化记忆，他们不仅是羌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神秘的对话者，而且也是羌人面对灾害时独特的‘心理救赎机制’。”
对此，也有文化学者认为，在羌人的历史中，释比所展示给羌族人的神性天空，更多是教会人们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崇尚有敬畏之心的古老意识。
羌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在担当神灵与人的沟通者的角色时，释比也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钟鸣曾耳闻目睹羌族一位释比吟唱口头史诗，那正是古羌族人在由北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与戈基人发生的“羌戈大战”。史诗吟诵了羌人西迁至四川茂县地区，与“魔兵”戈基人战斗，终于在天神木比塔帮助下，战胜戈基人的古老传说。而据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发现，像这样的民族经典，有的释比只能背诵10多部，有的释比可背诵40多部。
王川介绍说，经过专家们４年的收集与编撰，也是一种文化抢救，记载羌族数千年历史的《释比经典》本来计划在2008年６月底出版。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大地震给这一切带来了巨大灾难。收藏在阿坝师专的有关《释比经典》的资料，因地震破坏，目前下落不明。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具有“羌文化活化石”之称的老羌释比，他们能够在这场地震中劫后余生吗？
■北川之痛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它连同一万多生命已经消失在坍塌的废墟之中。在李绍明看来，“这是北川的再一次沉痛”。
历史上，北川曾是茂县和漩口之外的另一个羌族文化中心。明代之前，这里曾生存着数量众多的羌族人，并建立了大量的羌碉及羌人文化遗迹。明代后期，宦官专政，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堪重负的羌人起来反抗明政权。后来明政权封丁玉为“平羌大将军”，前来“剿灭”，丁玉两次均未攻破羌碉的防御，而第三次，丁玉征服北川，之后拆除了全部北川县城的羌碉及相关的羌人遗址。由此，更多羌人大量移居到龙门山脉深处，湔江流域的这个羌文化中心开始瓦解。《明史》记载，之后汉人大量进入，开始了空前的民族融合。
李绍明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人才逐步恢复其羌族认同，本地羌族人口也有所增长，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县的成立，也是试图恢复曾经在北川一带繁盛的羌文化。
然而，5月12日14点28分，这座充满文化创伤的城市遭受到特大地震的毁灭性破坏。大地咆哮，山崩地裂。李绍明说，在这次灾难中，岷江流域的茂县羌族博物馆得以幸存，而龙门山脉脚下的北川，一切都成了废墟。其中，太多的羌族历史文化都难以复制，损失惨重。
北川，这个充满创伤的城市，这个让羌族人铭刻的城市，它的时间停留在了5月12日14点28分。
羌族简史
殷商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对羌族的记载。商王朝中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
周 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
汉 从地域可划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
宋 活动在甘、青以及川西北的党项羌，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王朝。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甘、青、川交界地区的西山诸羌，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一部分成为今日羌族的来源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8年7月7日成立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963年2月23日恢复汶川县和理县。1987年7月24日，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辖3个镇、16个乡、1个民族乡。（赵岚）
（摘自5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